教育好文：我是教師，但我絕不相信教育

我是教師，但我絕不相信教育

作者：烏蒙流浪者

——有些話，你不得不說，因爲心中尚存的良知。

——有些話，說出來就會付出代價。

十年前師大畢業後來到這座繁華都市——深圳，三個月後，經不住功名的誘惑，走進機關深宅大院，置身仕途官場。七年前，揣着激情夢想，背起行囊走進貴州烏蒙大山扶貧支教。支教結束，仕途坦蕩，破格提拔爲這個城市中心區最年輕的處級幹部，以不到兩年的時間走完了通常要七八年才能走完的仕途歷程。然而文山會海成爲煎熬，功名利祿淡而無味，經歷了兩年仕途生活的千錘百煉後，爲了生命中的泥土氣息和陽光雨露，最終向坦蕩仕途揮手告別。四年前，獨自一人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西去的征程，還是在偏遠的烏蒙羣山，還是在那所山村學校，一千多個日日夜夜，三尺講臺帶給我生命中最簡單真實，最濃厚醇香的快樂。因爲支教，我變成一個在現實生活邊緣徘徊的理想主義者，一個頑固追尋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經歷數年起落浮沉，我早已心如止水，別無他求，快樂是我生存的唯一理由。於是從大山深處重回這座都市後，我再次選擇了教書，我相信，在紛繁複雜的塵世中，學校還是一片淨土，快樂還可以延續。

然而，回到這座繁華喧鬧的都市， 在這所條件優越的省一級學校，我根本就找不到教書的感覺，根本就體味不到爲人之師的快樂。在這所學校任教不到兩個學期，我甚至已經開始厭惡教書，這樣的心境變化連我自己也感到難以置信。支教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有多麼喜歡教書，而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相信我竟然開始厭惡教書。在貴州支教期間，我寫了三十多萬字的山村教育調查報告《生命的底線》，我曾經想告訴大家真實的山村教育，但最終我壓制了自己的這份衝動，我不想因這篇調查報告傷害無辜的山村教師。回到都市裏，我的所見所聞更令人憂心，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相信自己目睹的絕非是一所山村學校和一所都市學校的問題，這是整個教育的問題。“教育一年不如一年了。”這是我在貴州和深圳聽到老師們最多的感慨，我不知道教育官員和專家是否能聽到這樣的聲音，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這些聲音。

小學六年，這些孩子究竟學到了什麼？！

我終於忍無可忍了，整整一節課時間，我把學生劈頭蓋腦地訓斥了一頓，這也是我在深圳市的這所“省一級學校”任教兩個學期以來，第一次因學生的考試成績迸發雷霆之怒。

我不想再去翻閱辦公桌上的數學試卷，那上面的分數不堪入目。我的深圳學生的成績竟然遠遠趕不上我的山裏學生，這讓人難以相信，難以理解，難以接受。

學校初二年級進行了一次“月考”，這套沒有什麼難度的數學試卷竟然把這所省一級學校的學生考得落花流水，全班四十二個學生中得分在二十分以下的有五人，而在初二年級380多個學生中，及格率僅50%，三十分以下的超過五十人，十分以下的有近十人！事實上，如果沒有選擇題和填空題，如果排除作弊的因素，很多學生的得分是幾分甚至0分！也就是說，這羣孩子從小學到初中讀了八年書，他們什麼也不懂，他們什麼也沒有學到！考試結束後，我把一個學生叫到辦公室，問了他幾個問題：①：三角形一個角是90°，一個角是30°，第三個角是多少度？②：一個正方形的邊長是2，面積是多少？③：一個圓的半徑是50px，面積是多少？④：-23+7等於多少？⑤：21a－9a等於多少？儘管我有心理準備，但結果還是令我非常震驚！他只會做第一道題！而這樣的學生在我的班上至少有5人，在全年級更是“星落棋佈”！數學全軍覆滅，英語也慘不忍睹，四十二個學生僅八個學生及格。這個班至少有十幾人對英語一竅不通，這些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語，很多學生掌握的詞彙量不會超過一百個。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二年級，漫長的八年，我真想問問，這些孩子們都學到了什麼？難道這就是素質教育嗎？差生面如此之廣，真是聞所未聞，前所未見。這是令人觸目驚心的現實，是與這座繁盛都市不相符的事實，那麼究竟應當由誰來爲此承擔責任？“這些學生一屆不如一屆了！”“下輩子再也不教書了！”

“教育太失敗了！”老師們的吶喊聲中浸透着滿腹的憂慮和絕望，但是這樣的吶喊聲只能在狹窄的辦公室裏瀰漫，不會引起任何人的警醒。

在這所環境優美，教學設施一流的“省一級學校”任教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懷念烏蒙山深處那所山村學校，我的山裏學生。在支教的日子裏，由於師資緊缺，我每學期要任教兩個年級兩門甚至三門課程，每週課時超過二十五節，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繁重的教學負荷下，我依然有時間畫畫，寫日記，拍DV，打牌，下棋，和山裏學生走村竄寨，採風寫生，和山村教師吹拉彈唱，舉杯痛飲，在世外桃源快樂地度過每個時刻，我從來沒有感到過苦累，從來沒有感到過厭倦。每天摟着書本走上三尺講臺，面對山裏學生，我都感到心境明快，心緒暢然。當然，我的暢快心情源於孩子們出衆的學習成績。1998年我的山裏學生曾經創造了地區統考數學平均分 95.2分的記錄,2001-2004年由於受取消小學升學考試以及“普九掃盲”的影響，我的第二批山裏學生成績已經大幅下滑，但他們的數學中考成績依然佔據榜首。一個畢業於歷史系的志願者，帶着一羣山裏學生一路走來,一所偏遠的山村學校的數學成績超越省重點中學，校長說這是一個奇蹟。

也許這樣的奇蹟讓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和我的山裏學生相信。其實第一第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孩子讓我體味到了教書的愉悅和快樂，只是這樣的快樂消逝得太快，這樣的快樂在繁華喧鬧的都市裏蕩然無存。在這所都市學校任教數學近兩個學期了，實事求是地說，孩子們的數學成績已經有了顯著提高，但現實情況是，我任教數學以來的最低平均分，最低及格率都是在這所學校創造出來的。想想學生的數學基礎，我就感到頭皮發麻，臨近初三了，居然還有學生連簡單的四則運算都不會，面對如此巨大的後進生羣體，我該堅持還是放棄？有老師奉勸我，趕走幾個差生，班級成績就可以直線提升，爲了分數，爲了升學率，不少學校都在明裏暗裏採取措施，或勸退，或通過紀律處分讓差生“自覺”離開，面對分數壓倒一切的教育現狀，我該怎麼辦呢？說實話，我算是一個很寬容也很有耐心的老師，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輔導後進生，也曾經在暑假裏放棄了外出寫生的計劃給孩子們補課，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我的“一廂情願”，沒有什麼效果。在這座都市學校中，僅僅兩個學期，我已經疲憊不堪了，我的信心，耐心和寬容心都被這羣孩子消磨殆盡，我的絕望情緒與日俱增。

就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聞媒體正在對這個城市的高考成績進行轟轟烈烈的報道。全省12個高考狀元中有4個出自這座都市，全省538個成績在800以上的考生有78個出自這座都市。這樣的成績足夠輝煌，這反倒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了，看看眼前這羣數量巨大的後進生，他們如何讀高中考大學？前不久在《南方都市報》上看到這樣一則新聞，2005年深圳市的高考錄取率爲92%，位列全省前茅。也許有人爲這樣的成績賣力吆喝，但我不會相信這些數字遊戲。《深圳晚報》刊登了另一則消息，廣東省的考生只要總分達到300分就可以被大專院校錄取。高考總分是900分，300分竟然也可以讀大學，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每科平均分30多分就可以成爲大學生，大學生的含金量究竟還有多少？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進行高考錄取率統計，就算錄取率達到100%，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這並不能說明一座城市教育的輝煌，只能說是整個教育質量的下滑。在這座城市裏，有超過一半的初中畢業生不能考取公辦普通高中，高考的輝煌是建立在初中階段高淘汰率的基礎上的。其實，這座城市的高考狀元，清華北大名校學生冠絕全省，是這座城市“尖子生”工程的勝利。在殘酷血腥的高考搏殺中，一所學校成敗榮辱往往是取決於這所學校是否有高考狀元，是否有學生考取清華北大，這樣的評價標準已經代替了以前的平均分和升學率，“尖子生”的成功掩蓋了多少“差生”的淚水和教育中的問題呢？

事實上，從小學開始，這座城市中的很多學校就開始實施“尖子生”工程了。中小學的成敗榮辱也是看有幾個學生考進了當地名校“深圳中學”和“深圳外國語學校”。我終於明白了，爲什麼這所“省一級學校”的差生面如此之廣，這樣的狀況令我感到非常震驚。由於小學升入初中不再需要升學考試，因此小學六年，這些孩子們究竟學到了什麼？沒有人知道，因爲沒有評價標準，某些學校總是拿幾個尖子生來宣揚成績，來掩蓋教育的缺失。無論成績好壞，讀完小學的孩子都會進入中學，教學壓力和升學壓力就這樣不公平地轉嫁給了中學教師。

我又想起了支教。近幾年來，深圳源源不斷地派遣中小學教師，志願者到貧困山區支教。可是，我們真的有資格去支教嗎？我的深圳學生成績趕不上我的山裏學生，這是現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殘酷的現實。

折騰，折騰，爲什麼要拿教育來折騰？

“這屆初三學生怎麼樣？”“比上屆初三差遠了。”“你們初二怎麼樣？”“別提了。”“你們還不算差，看看我們這屆初一，都不知道怎麼教。”這是我經常聽到的老師們的“共鳴”聲，而這樣的共鳴聲在這座城市的很多學校漫延。從貴州支教結束後，我一直都在思考，爲什麼山村教育步步下滑，爲什麼都市教育難如人意？爲什麼教育改革風起雲涌，教育投資成倍增加，而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們卻發出“教育卻一年不如一年，學生一屆不如一屆”的感慨？

教育越來越讓人讀不懂，看不透。近幾年來，教育也成爲民衆最關注的熱點問題，被質疑，被斥責，被聲討。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的風氣已經嚴重地傷害到教育的根基,學校滲透着越來越多的功利色彩，很多事情的出發點不是爲了孩子的未來，而僅僅是爲了檢查評比，爲了一個獎盃，爲了上司的嫣然一笑。我們的教育在經歷着越來越多改革的同時，也經歷着越來越多的折騰，被這樣折騰拖累的不僅僅有千百萬的學生，還有我們的老師。

還是從貴州那所山村學校說起吧。支教四年，我對那所山村學校有着聖教徒般的情感，但從2003年開始“兩基攻堅”（即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普九和掃盲）以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實事求是地說，我支教所在的那個偏遠鄉鎮根本不可能達到普九驗收標準。以我在2001-2004年支教的這屆學生爲例，在初一的時候有3個班 180多人，初二時剩下兩個班140多人，到初三畢業時只剩下了100多人，輟學率超過40%！，作爲一個志願者，任教的年級輟學率竟然達到驚人的 40%，除了痛心之外，也是我的奇恥大辱。但我對此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大學收費越來越昂貴，鉅額的學費斷絕了越來越多山裏孩子求學的夢想，大學生畢業後難以找到工作，更讓“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變得蒼白無力，很多獲得資助的孩子依然輟學打工，每學期走幾十個學生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老師們都會到村寨去勸學，但很難成功。輟學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脅到驗收工程。後來鄉政府出臺了一個強制規定，要求老百姓必須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來讀書，否則就罰款。在政策高壓下，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來了，但這羣孩子的迴歸卻導致寧靜的山村學校走向嚴重的混亂，因爲這羣孩子回到學校的目的不是爲了學習，而僅僅是爲了避免罰款，他們在學校裏抽菸喝酒，打架鬥毆甚至威脅教師，學校也毫無辦法，在另一所山村學校，還發生了學生調戲女教師的事情。在那段時間裏，老師們是不敢訓斥學生的，要是學生因老師的訓斥離開學校，老師就要負全部責任，就要受到斥責，就要低聲下氣地去把學生勸回來。爲了驗收，教師們兩年來疲於奔命，很多次辛辛苦苦準備的材料由於不符合驗收標準而變成一堆廢紙，支教幾年來，我已經記不清多少次發生這樣的事情了。驗收的時候，爲了能湊齊學生人數，某些學校和當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會青年坐進教室裏，冒充學生，應付檢查，老師們還要自己掏錢付給這些人一定的報酬。這樣的作弊手段盡人皆知，但驗收組“視而不見”，因爲我們的驗收大都是材料的驗收，數據的驗收，至於這種驗收究竟給山村教育帶來多少影響，給山村教師帶來多少苦痛，沒有人理會。學生成績越來越差，學校風氣越來越混亂，導致老師開始考慮外出打工，也導致山外來的志願者逃離。2004年9月，團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學生志願者到這個貧困縣扶貧支教，時隔不足半年，有五六個大學生志願者不辭而別，一個大學生志願者曾經這樣對我說，“其實這裏根本就不需要志願者。”這些話語的背後隱藏的是什麼現實呢？

如果你以爲只有偏遠貧寒的山村學校纔會受到形式主義的衝擊，那就錯了，在都市中，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也滲透到每個角落。我的一位朋友在深圳某中學任教，當我在山村學校爲“兩基驗收”忙碌的時候，他所在的學校也正在爲“省一級學校”驗收而疲於奔命。他告訴我，老師們已經忙碌了兩個學期，文件材料堆滿了一個屋子，他不知道這些材料和數據究竟有什麼作用，但爲了這些數據和材料，老師們經受的折騰難以言述，不少老師甚至搞垮了身體。我的朋友是班主任，身體上的苦累不說，精神還備受壓力，他不得不時時“教育”自己的學生“以大局爲重”，替學校隱瞞實情。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他的學生一出校門就可以當政客了，因爲他的學校經常有領導視察，而每次視察，他都會帶着學生折騰好一陣子，時間長了，學生也明白了很多事情是假的，是做給那些當官的看的。一個學生曾經問了他一個很尖銳的問題：“老師，你罵我們考試作弊，又教我們弄虛作假。”這句話讓我的朋友鬱悶了很長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