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精神生活——蔡元培

孔子之精神生活——蔡元培

精神生活，是與物質生活對待的名詞，孔子尚中庸，並沒有絕對的排斥物質生活，如墨子以自苦爲極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論語所記“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對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態度。但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時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見他的精神生活，是決不爲物質所搖動的。今請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個愛智的人，嘗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足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可見他的愛智，是毫不含糊，決非強不知爲知的。他教子弟通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又爲分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彼勸人學詩，在心理上指出“興”“觀”“羣”“怨”，在倫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例如《國語》說孔子識肅慎氏之石，防風氏骨節，是考古學；《家語》說孔子知萍實，知商羊，是生物學；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見知力範圍的廣大至於知力的最高點，是道，就是最後的目的，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從親愛起點，“泛愛衆，而親仁”，便是仁的出發點。他的進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的最高點，是“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人〈身〉以成仁。”這是何等偉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極的以見義不爲爲無勇；積極的以童汪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殤。但孔子對於勇，卻不同仁、智的無限推進，而是加以節制。例如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這又是何等謹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觀察外，尚有兩特點：一是毫無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術的陶養。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釋，莫之爲而爲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於數學上的未知數，毫無宗教的氣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語神，敬鬼神而遠之，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於存而不論之列。凡宗教總有一種死後的世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獄等說來附會也。凡宗教總有一種祈禱的效驗，孔子說：“丘之禱久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毫不覺得祈禱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無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時代，建築、雕刻、圖畫等美術雖然有一點萌芽，還算是實用與裝飾的工具，而不信爲獨立的美術；那時候認爲純粹美術的是音樂。孔子以樂爲六藝之一，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對於音樂的美感，是後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處的環境與二千年後的今日，很有差別；我們不能說孔子的語言，到今日還是句句有價值，也不敢說孔子的行爲，到今日還是樣樣可以做模範。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爲範圍，無宗教的迷信而有音樂的陶養，這是完全可以爲師法的。